“我們可以錄用你，但做這個工作要扛機器、拍片子，你5年內不能要孩子。”剛畢業的新聞學研究生張純在面試西部某省級中醫院宣傳部的一份工作時被如此要求。

“這簡直就是就業歧視、生育歧視!”張純氣憤地說，招聘時用人單位還曾明確表示想招男生，“但當時沒人報名，不得不錄取我”。

時值畢業季，不少應屆畢業女生有與張純類似的經歷。近日，北京市人社局發布《關于進一步加強招聘活動管理促進婦女就業工作的通知》，直指就業歧視中的種種現象，通知明確要求引導用人單位和人力資源服務機構在擬定招聘計劃、發布招聘信息、招用人員過程中，不得性別優先，不得將限制生育作為錄用條件。

今年2月21日，人社部等九部門發布《關于進一步規范招聘行為促進婦女就業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要求各單位在招聘過程中，不得限定性別(國家規定的女職工禁忌勞動范圍等情況除外)或性別優先，不得以性別為由限制婦女求職就業、拒絕錄用婦女，不得詢問婦女婚育情況，不得將妊娠測試作為入職體檢項目，不得將限制生育作為錄用條件，不得差別化地提高對婦女的錄用標準。

“我國現有法律法規雖然明確禁止就業性別歧視，但尚缺乏對就業性別歧視概念的界定和具體歧視行為的列舉。”在中國政法大學人權研究院教授劉小楠看來，上述通知進一步明確就業性別歧視行為，通過列舉“六不得”進一步明確了就業性別歧視判定標準。尤其是針對現實中普遍存在的問題，明確規定“不得詢問婦女婚育情況”“不得將妊娠測試作為入職體檢項目”等，對現行法律作了進一步明確解釋，將有助于緩解當前基于婚育狀況的就業歧視。

“女同學面試幾乎都會被問到婚育問題”

“你結婚了嗎?有沒有男朋友?近期打不打算要小孩?”

“2018年我換工作的時候，面試了5家單位，每次都會被問到這些問題。有3家單位表示如果要小孩，就會拒絕我。”余羽在職場打拼了9年，對這樣的遭遇并不陌生，30歲還沒有婚育的她對此感到尷尬而無奈。

余羽坦言，在面試中遇到這些問題，會感覺在求職的競爭中被附加了更多條件，“有的女生面試時各方面都符合要求，但最終公司人事回復，綜合考慮及風險評估后不合適，問題多出現在婚育狀況上”。

已經入職的女性也遭受生育問題困擾。近日，河北傳媒學院內部制定的《關于做好計劃生育管理的規定》引發廣泛關注。該文件提到，女職工懷孕必須要“達到規定的服務年限后，按照個人申請、分別按生育一胎或二胎比例排隊、單位黨總支書記(處室負責人)簽字，報學校計劃生育辦公室審核備案。”對未報備懷孕女職工進行“全校通報批評，扣發6個月績效工資”“取消兩年內評優評先和評定職稱”。

此規定一出，廣受質疑，輿論認為該文件侵犯了職工的生育權，違反了相關法律。6月29日，河北傳媒學院發布“情況說明”表示，學校已撤銷了上述規定。

已婚未育女青年更易遭受就業歧視

36歲的金鑫說，在她面試的近10家單位中，有接近一半是因為她已婚未育而拒絕了她。“我真想當面告訴面試官，現在不允許問這個問題了!”說起求職經歷，金鑫一肚子委屈。

2017年，智聯招聘針對全國近13萬名職場人士開展的調查顯示，22%的受訪女性認為就業中性別歧視現象嚴重，比受訪男性高出近8%。這份《2017中國女性職場現狀調查報告》指出，在這些深刻感受到就業性別歧視的女性群體中，25~35歲是個體事業發展的黃金期也是生育高峰期，處于這個時期的女性在就業過程中感受到的性別歧視最為明顯。已婚無子女的女性面臨生育的“風險”，更易遭受就業性別歧視。

事實上，《通知》除了要求各單位在招聘過程中不得詢問婦女婚育情況外，還明確建立健全女性勞動者維護平等就業權利的機制。

在劉小楠看來，促進平等、消除歧視已成為黨和政府近幾年來持續關注的議題。2013年《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規范招人用人制度，消除城鄉、行業、身份、性別等一切影響平等就業的制度障礙和就業歧視”。2017年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就業要解決好性別歧視、身份歧視問題”。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2018年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要健全勞動關系協商機制，消除性別歧視和身份歧視”。

解決女性就業生育歧視需要破除多道門檻

從事過企業人力資源工作的金鑫說，“現在的企業非常現實，請一個人要花人力成本和培養成本。如果她懷孕了，少則4個月多則大半年會空一個崗位，工作沒有辦法進行，人力成本也不會降低。”

“出于工作穩定性考慮，這些問題我們都會問。”一位多年從事人力資源工作的人士告訴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網記者，社會招聘的本質是獲得既成勞動力，要盡量避免人員浪費。如果一個女職員招進來馬上懷孕，或者已經懷孕了，企業會進行更多考量。

劉小楠認為這些不能成為女性就業受阻的緣由，解決女性就業中的生育歧視需要破除多道門檻。她舉了一個例子，國家全面二孩政策實施以來，各地普遍修改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將產假的計算方式調整為“國家規定假期98天+生育獎勵假”。但是，很多省份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并沒有明確延長產假的生育津貼是否由生育保險基金支付，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用人單位的負擔，以至于用人單位不愿意招聘未生育或可能生育二孩的城鎮女性。

劉小楠認為，女性個體的“生育成本”應由“社會整體”來補償，包括由國家、用人單位和男性來共同分擔。“禁止性別歧視、婚育歧視是中國批準的國際公約的要求，是中國國內法明確規定的，也是世界各國的普遍做法，這是無可置疑的。”劉小楠說。

劉小楠介紹，按照九部門的《通知》要求，可以通過暢通窗口來訪接待、建立三條熱線等渠道，及時受理就業性別歧視相關舉報投訴，并且明確由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門、工會組織、婦聯組織等部門對涉嫌就業性別歧視的用人單位開展聯合約談;通過健全行政管理機制、加大監督和處罰力度，對就業性別歧視行為進行罰款，并把接受行政處罰等情況納入人力資源市場誠信記錄，依法實施失信懲戒。這些舉措有利于對用人單位形成引導、教育和威懾作用。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年底增設了平等就業權糾紛案由。《通知》也要求，積極為遭受就業性別歧視的婦女提供法律咨詢等法律幫助，為符合條件的婦女提供法律援助，支持權益受到侵害的婦女積極維權。